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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知名人物

宋庆龄(1893~1981)女,海南文昌人。生于上海。

  1908年留学美国,1913年毕业于威斯里女子学院。1914年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翌年与孙中山结婚。孙中山逝世后,继承孙中山遗志,执行三大政策。
   1926年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坚决反对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的行为。1927年后访问苏联和欧洲期间,被选为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名誉主席。1931年回国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拒绝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任何职务。1932年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6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1938年在香港组织领导保卫中国同盟,争取海内外对中国抗日事业的支援,这时她还担任了在香港成立的琼崖华侨联合总会的名誉会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将保卫中国同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报和社会救济事业。在解放战争中,给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巨大的物质帮助。1948年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福利会领导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5月29日于北京病逝。著作《为新中国而奋斗》、《宋庆龄选集》。

王弘诲(1542—1615)
   明朝进士,教育家。字绍传,号忠铭。定安人。嘉靖四十年(1561)乡试第一名(解元)。四十四年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万历四年(1576),鉴于琼州士子赴考路途遥远,渡海有风险,上疏请求朝廷允许在海南单独设立院试、乡试考场,得到万历皇帝允准。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万历二十七年请求致仕。隐居家乡后建造尚友书院教育后学,还修桥造井,绿化荒山。生前,琼州学子已在定安县城建生祠祀之。死后,百姓为之罢市,朝廷追赠太子少保。著有《天池草》、《尚友堂稿》、《吴越游记》、《来鹤轩集》、《南溟奇甸集》、《文字谈苑》、《南礼奏牍》等。
   秋天的琼北大地,草木依然葱茏,未见凋零之色。400多年前的这个季节,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临高知县杨址带着数百名儒生渡海赴雷州,准备参加一年一度的岁试,不料船至中游遇到狂风巨浪,连同县令在内全部葬身琼州海峡。
   此事后来经一位海南人上报万历皇帝(公元1576年)后,朝野上下一片哗然;此后,经皇帝恩准,琼州学子不再冒险渡海参加科考,而是就在岛内的府城应试。书写奏疏的人名叫王弘诲,明代南京礼部尚书,定安县雷鸣镇龙梅村人。
历经几百年风雨,龙梅村太史坊依旧气势巍峨,可惜周围是杂草遍地。苏建强摄
   “奏考回琼”造福琼州学子
   秋风送爽。日前,记者在定安县博物馆老馆长许荣颂的陪同下,走访了王弘诲故里———南距县城约12公里处的龙梅村。
   王弘诲的故居旧址位于村子北边,坐东朝西,有砖瓦结构的房屋三进,中间的祖屋比较高大,厅堂屋顶共有17排瓦片,显得十分大方和阔气。海南民间有这样的说法:祖屋厅堂瓦片排数越多,说明这家里有人当过大官或极其富足,比较富裕的家庭为13排或15排,一般家庭有11排就不错了,由此可见王弘诲一度显赫的社会地位。
   据许荣颂介绍,今天的龙梅村有200多户1000多人,都是王弘诲的后裔;清康熙年间,村子曾遭劫匪掳掠和焚烧,不少王氏后人被迫外迁,便有了现在龙梅村附近的新楼坡村和梅种村。
   提到自己先祖的事迹,龙梅村73岁的王联德老人可谓如数家珍,最让他津津乐道的是“奏考回琼”一事。
   所谓“奏考回琼”,是海南民间的一种说法,记者查阅王弘诲的主要诗文集《天池草》得知,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鉴于管辖海南儒生的“督学”设在广东雷州,每年渡海赶考的琼州学子数千人,远涉鲸波,十分不便,时为“翰林检讨”的王弘诲特向皇帝上了《拟改海南兵备道兼提学道疏》。
   疏中写到了海南儒生赶考之苦:“贫寒士子,担簦之苦已不待言。乃其渡海,率皆蜑航贾舶,帆樯不饰,楼橹不坚,卒遇风涛,全舟而没者,往往有之。”
   更甚的是,“迩来加以海寇出没,岁无宁时。每大比年,扬扬海上,儒生半渡,尽被其掳,贫者陨首而无还,富者倾家而取赎。其幸无事者,皆出一生于万死耳。言之可为痛心。”
   然而,对于海南学子的这些困难,“督学宪臣”大多毫不知情,只顾限期开考,儒生们为了按时赴考,常常不顾一切冒险渡海,以致“所伤甚多”。临高知县杨址等人葬身海峡之事便是其中一例。
   王弘诲的这篇奏疏不足千字,绝大多数的文字都用来叙述海南儒生历年赶考所遭受的艰难险阻,语气平和,但情意恳切,让人读来动容伤感不已。可以想象,当年王弘诲书写这篇奏疏的时候,表面上看似娓娓道来,心中一定在流血!
   所幸王弘诲的拳拳之心打动了万历皇帝,自此海南学子得以就地参加岁试或科试,竞争监生或贡生的功名。
   海南大学周伟民教授认为,王弘诲一生中做了很多有益于家乡海南的事,“奏考回琼”之举,对发展海南的教育事业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建议中央政府将海南原有专管分巡分守军事的监察区职能,改为兼管教育考试的提学职能,岁试和科试不必渡海到雷州应试(但选拔举人的乡试还是要到省会广州),王弘诲还是第一人!
   当时的琼州百姓为了纪念王弘诲“奏考回琼”的业绩,在他生前便于定安县城为他修建了一座生祠,祠内挂有王弘诲的画像,供人们拜谒,生祠的旧址在今定安县卫生院,上世纪60年代被毁。
不畏权贵的铮铮风骨
   王弘诲,字绍传,人称“忠铭先生”。史料记载,王弘诲幼时聪颖过人,5岁时便入私塾读书,相传他9岁就参加童子试,过目成诵,遍通经史。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年仅19岁的王弘诲便考取乡试第一名———“解元”,如今在定安县城古城墙西侧有座“解元坊”,正是为纪念他而落成的。
   乡试之后,王弘诲便赴金陵(今南京)会试,不料父亲王允升患病,他只得回乡照顾父亲,父亲去世后,王弘诲在家服孝3年。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他考中进士,时年23岁。
   在王弘诲故居左前方,有一座高大庄严的石牌坊———“太史坊”,是后世官员为王弘诲所立,牌坊的石柱上刻有一副行书对联,上联为“石柱擎天秀毓南溟开五指”,下联是“瑶台贯斗光摇北极应三台”,相传这是王弘诲的门生、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的笔迹。
   史料记载,王弘诲刚正不阿,不畏权贵。据明代区大伦撰写的《赠太子少保南京礼部尚书忠铭王先生传》介绍,张居正当宰相时十分专权,王弘诲便写了《火树篇》和《春雪歌》来讽刺他,遭到张居正的打击和压制达14年之久。直到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死后,他才得以浮出政坛水面,并先后担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南京吏部侍郎、礼部右侍郎等职务。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王弘诲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这是他的政治巅峰期。
   更为人称道的是,早在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王弘诲刚考中进士不久,同乡前辈海瑞因直谏拂逆圣意下狱,但他不怕受牵连,每天早晚都去探监看望,调药护理。1587年,海瑞去世后,王弘诲撰写《海忠介公传》,文中对海瑞的为人极其赞赏和敬仰。
今年前三季,我省共有73批、11万余只海南冰鲜文昌鸡顺利供港。
   为加强对供港文昌鸡监管,我省严格实施注册饲养场疫情疫病监测,加强注册鸡场鸡群免疫抗体普查和禽流感疫情监测,确保注册饲养场鸡群未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型病毒。同时,加强“7+37”种药物残留监控和饲料的卫生检测,加大药物和饲料使用管理力度,加强鸡肝药残和饲料卫生检测,按香港特区政府有关规定禁止使用7种违禁药物、限量使用37种允许使用药物。
   严密监管注册饲养场的疫病防控工作,通过实施抓免疫防控、抓防疫消毒、抓疫情监测、抓疫情处理、抓控制措施、抓疫情通报等“六抓”措施,使注册鸡场疫病防控工作达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早控制”的要求;全面监督注册饲养场自防自控措施的落实,监督注册饲养场全面落实有关禽舍小环境空气质量、饲料质量、鸡饮用水质量、各区域消毒、防控候鸟网、饲养密度控制、可疑病死鸡的检疫处理、出入场区人员控制、信息披露管理要求、疫情报告要求等10项自防自控措施。
十三次向皇帝辞官还乡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古籍所王力平博士对王弘诲也颇有研究,她说,爱国爱民的王弘诲多次上书万历皇帝,如《请建储公疏》、《请朝讲公疏》、《请召对豫教疏》、《慎重诏令疏》和《礼部题禁风俗奢靡事宜》等奏疏,锋芒针砭时弊,很多内容涉及皇朝政治中的敏感问题,当时人称王弘诲能恪守臣节,在权要人物面前也无所屈服,凛然有古时大臣的风骨。
   然而,熟悉明史的人都知道,明王朝从嘉靖开始走下坡路,及至隆庆和万历更是一代不如一代,朝政腐败,举事不断,民不聊生,触目惊心,朝廷回天乏力却又不听王弘诲等忠臣的谏言,使得他对为官丧失了信心。
   据《忠铭公年谱》记述,大约在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或稍后,59岁的王弘诲曾先后13次上书告病还乡,方才得到万历皇帝的“恩准”。
   以病乞休的王弘诲回海南后都做了些什么呢?定安县博物馆老馆长许荣颂,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征集和保护该县的文物,对王弘诲的研究也是他的兴趣和职责,他在查找众多史料后认为,王弘诲还籍桑梓后,对家乡的教育事业可谓不遗余力。
   王弘诲“退休”后,最主要的贡献是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捐资,在定安县城创建了“尚友书院”,遗址在今天定安中学校园内的三棵枇杷树处,但建筑痕迹已然不存。据定安民间口口相传,尚友书院设立后,王弘诲还经常在书院讲授程朱理学;此外,王弘诲每年还出资赞助书院的日常费用,直至身后还被传为佳话。
   据《宣统定安县志》记载,创立尚友书院后,“重实践力行,生平不作空谈无益之言”的王弘诲专门撰写了《尚友书院约言》,勉励儒生们勤于躬行,主张“德业学业合而为一”。
   如今的定安中学作为全县的重点学校,后学之人源源不断,每天晨曦初开,校园里书声琅琅,不知莘莘学子是否知道其先辈早在400多年前,便已为振兴桑梓文教殚精竭虑?也不知王弘诲的过人才学、刚直性情和铮铮风骨,是否对他们起到鞭策和鼓励作用?
王弘诲手迹。陈耿 摄
   修八角殿遭奸佞诬告
   在龙梅村,王弘诲故居右侧不远处有一座王氏宗祠,祠堂的神台上密密麻麻地供奉着王弘诲之前和之后的王氏已故先人牌位;在祠堂的前方,有一座模仿宫殿建筑风格的“八角殿”,该殿不大,但却玲珑小巧,因殿顶有两层八个角状的飘檐而得名。
   王弘诲后人王联德说,原先殿中的圆柱上有很多岛内外文人颂扬王弘诲的对联,清康熙初年一度被盗匪焚毁,此后,弘诲曾孙王懋曾(贡生)花了不少心血加以修复。遗憾的是,文革时期八角殿又遭到严重的破坏,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经许荣颂多次奔走呼吁,终于筹款修复八角殿。
   许荣颂说,王弘诲告病还乡后修八角殿的举动,曾经被朝中的一些奸佞小人向皇帝进谗言,说是王弘诲修建宫殿,目的是想称王称霸、想造反,万历皇帝朱翊钧龙颜大怒,好在王弘诲的门生、后来官至宰相的董其昌力保,弘诲才免于一难。
   董其昌对万历说,王弘诲远在孤悬海外的琼州,心里十分思念皇上却又苦于见不到,于是在家中张挂圣上的画像日夜朝拜,后来想到皇帝应该住在宫殿里,而不是平民百姓的家里,所以才修建八角殿来供奉皇上。董其昌这么一说,朱翊钧便释怀了。
写王弘诲的过程中,记者翻阅海南大学周伟民、唐玲玲两位教授珍藏的《利玛窦中国札记》(2001年9月第一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时,发现意大利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屡屡提到一位叫做“王忠铭”、“王尚书”的“海南岛籍大官”,并称自己能在中国顺利传教,与这位尚书大人的帮助息息相关。利玛窦所说的“王忠铭”、“王尚书”,正是王弘诲。
   据查证,明末正是西学东渐之风始吹的时期,基督教文化也在此时开始向中国渗透,能讲一口流利汉语的利玛窦把后半生献给了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然而,当他刚刚进入华夏大地时,他的传教工作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四处碰壁,甚至多次被逮捕入狱。
   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经过事先多次联络,但又总是失之交臂后,利玛窦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从
   南昌抵达南京,受到王弘诲的热情接待。此后双方密切来往,并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一起前往北京,王弘诲试图通过宦官向万历皇帝引荐利玛窦。
   但因当时明朝与朝鲜有战事,日本也准备侵犯中国,这一非常时期的北京人人自危,明哲保身,对任何外国人都心存戒备,甚至有人把利玛窦等传教士当作日本人。这种情形之下,与王弘诲交好的宦官也不敢擅自作主带利玛窦去见万历皇帝。
   而按照朝廷规定的期限,王弘诲一个月后便先离开北京返回南京,但在这段时间内,王弘诲请精通数学的利玛窦修改了当时明历中的错误。
   南开大学王力平博士认为,面对明末的西学东渐之风,士大夫中不乏持欢迎态度者,王弘诲便是其中之一;他请利玛窦为明代的历法勘误,表现了他积极探索新知的开明态度。
   《利玛窦中国札记》还写到:利玛窦对王弘诲也好生敬仰,因为王弘诲德高望重,且为人谦卑好学,尤其是不像当时一些官员那样贪污腐败,恶名缠身。
   北京之行,利玛窦虽然没有见到万历皇帝,是为一大憾事;但他在南京和北京等地与王弘诲频繁的交往,为其提供了莫大的帮助,这也许正是利玛窦后来得以在南京、南昌、北京和广东等地顺利传教的重要原因。而此后不久,利玛窦终于得见万历皇帝,并正式被批准在北京设立基督教会。
   周伟民教授认为,有充分的材料证明,王弘诲在明末接受“西学东渐”的同时,也对“东学西被”做出了贡献。在南京时,王弘诲曾带利玛窦去参观孔庙和参拜孔子,推荐他读儒家和道家的经典,在王弘诲的影响和建议下,利玛窦翻译了《道德经》和《论语》等著作,儒家和道家思想正是在此时才明确地被传到西方。
王弘诲留下大量著作,颇为后人称道
文采风流传后世
   作为明末的一位文化高官,王弘诲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主要有《尚友堂集》十卷、《天池草》十卷、《南溟奇甸集》六卷等,体裁涉及诗、文、奏疏、表笺、序跋、题记和碑铭等,十分丰富。王弘诲还刻行了大量古籍,让士林受惠,计有《重编国朝名录》四十卷、《真德秀文章正宗》三十卷、《丘文庄公琼台类稿》二十卷、《张事轩文集》十卷和《许子伟广易通》四卷。
   南开大学王力平博士这样评价王弘诲的诗文:或闳博淹贯,尔雅敦厚;或潇洒俊逸,卓尔不群;自成一品,人称有苏轼风。在康熙刻本的《天池草》中,附有一篇作者为姜植的《明太子少保南京礼部尚书忠铭王先生传》,誉王弘诲为“一代文章山斗”,与丘浚、海瑞齐名。
   “一纵登临目,苍茫太宇空。
   断山浮潋滟,削壁判鸿蒙。
   地撼蛟龙斗,潮争鼓角雄。
   凭高独舒啸,宛在水晶宫。”
   这是王弘诲五律《铜鼓岭观海寄贺明府》二首之二,诗歌借景抒情,物我两忘,豪气冲天,确有苏东坡的遗风。
   海南大学周伟民教授说,王弘诲喜欢放情山水,他的诗歌文字优美,没有太多官场文人的习气,是非常纯粹的文学作品;当然,王弘诲的诗歌也有写实的,譬如他的《谯国冼夫人庙诗》就有记录历史的文字,《吕梁行》则写到了官府压迫下的民间疾苦和社会风情等。
   文章方面,王弘诲不乏针砭时弊之作,但更多的笔墨还是用于“社会记录”。王力平认为,整个明代,海南黎族与朝廷的矛盾对立相当严重,多次发生暴动,使南海边疆出现重大危机;明朝倾力征剿有年,国力为之耗损,王弘诲身为琼人,其《议征剿黎寇并图善后事宜疏》、《清海碑》和《水会平黎善后碑记》等文,对万历中叶以来几次大的黎族起义以及朝廷的征讨过程和结果等,都作了详细的记述。这些为后人全面了解明朝中央与海南地方的政治关系,提供了直接而丰富的材料。
   当然,王弘诲的这些文章文笔简洁流畅,纵横捭阖,气势磅礴,不失为一篇篇琅琅上口的美文。
   除了文学上的成就,王弘诲对历史学的贡献也不小。王弘诲晚年热衷于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其《纂修嘉靖实录》和《明代十三朝实录》作为国史原始史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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